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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一座书城一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里设想过一座巨型图书馆，收尽了人间所有的书，而且没有任何两本书是相同的，图书馆配有专职的寻找者，为找到一本书而在图书馆里疲于奔命。人们相信有一本书是所有书的总和，但人们找了一百年也没有找到这本书。博尔赫斯做过图书馆的馆长，他对图书馆的想象是无穷的。其实，不止一位中国皇帝曾经有过相似的梦想，与博尔赫斯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力把梦想变成现实。永乐元年（公元年）七月，刚刚登基的明成祖朱棣就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在诏谕中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1]几年之后，书编好了。由于规模太大，难以刻印，所以由三千文士全部用明代统一的官用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地抄写成书，入藏南京文渊阁。这部书被永乐皇帝亲自赋予一个响亮的名字：《永乐大典》。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总共两万两千两百一十一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共三亿七千万字，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是我国最大一部类书。《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宋代“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三千多种。《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英国历史学家加尔文·孟席斯说：“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两千一百八十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2]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迪尼（FrancescoDatini）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都是宗教著作。”[3]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后来因卷入朱棣之子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太子之争而下了诏狱。《明史》曰：“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4]永乐十三年（公元年），锦衣卫指挥纲纪向明成祖朱棣进呈在狱囚犯籍册，朱棣看见解缙的名字，问：“缙犹在耶？”[5]这话问得有学问，只问解缙还在不在，没说干什么。纲纪心领神会，知道不能让解缙“在”了，回去后，将解缙灌醉，埋在雪堆里，将他活活冻死了。这是一次极具创意的谋杀。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痕迹，看上去极像自然死亡。那一年，解缙四十七岁。永乐十九年（公元年），北京紫禁城已经建成，明成祖朱棣派陈循从南京文渊阁里挑选图书精品一百柜，装在十余艘大船上运到北京，入藏紫禁城，《永乐大典》也一同运来，贮存在太和殿广场东侧的文楼（今体仁阁）内。最辉煌的文化工程，就这样与最壮丽的建筑工程，合二为一。《永乐大典》是明朝编纂的书籍，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图书是宋元的原版书，明王朝攻下元大都时获得了这批古籍秘本，此时皆入藏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内，至此，宋代以来皇室旧藏书籍已聚集在北京紫禁城内，其中包括祖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这一切都被明仁宗时华盖殿大学士、实录总裁官、少傅杨士奇记录在《文渊阁书目》里，证明这不是博尔赫斯式的虚构。在今天的紫禁城里，我们可以在文华殿后找到一座文渊阁，但那是清代乾隆皇帝为贮存《四库全书》专门建造的，并不是明代的文渊阁。关于明代文渊阁的位置，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甚至有史料认为明朝文渊殿根本不在紫禁城内。于是，那座曾经墨香四溢的文渊阁，就消失在紫禁城的宫阙楼台中，难以辨识了。后来，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先生从史料中探寻追踪，终于找出了它的位置：“从銮仪卫以西各库直到清内阁大堂，都应属明文渊阁的范围”[6]，这一区域的建筑，包括銮仪卫库、实录库、红本库、银库等，都是“外部包以砖石结构的楼房”，“在砖城楼房之西尽头为内阁大堂”[7]。这与《可斋笔记》中“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8]的说法吻合，于是我们知道，明代文渊阁，并不像清代文渊阁那样是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几座砖石结构的建筑群。明代文渊阁的区域，目前并没有开放，但站在紫禁城东南角楼附近的城墙上（紫禁城午门向东至神武门的城墙已经开放），可以清晰地看见那几座石质建筑，依然如单士元先生所描述的，“结构都是砖城形式，门为石梁石柱，铁叶包门扇。楼分两层，上层筑长方洞口为窗，石柱边柱以生铁铸成直棂窗，用以采光通风，又可防盗防火。”[9]城墙上游人如织，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是明朝的文渊阁，在那里，曾有“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10]，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11]。只是如今，人已去，楼已空，书不知所终。唯有院子中有几棵柿子树，在这深宫里，兀自开花结果，不知度过了多少春秋。假如在秋天，会看到许多通红的柿子，高高地悬在树端，犹如灯笼，耀眼明亮。二以后的时光里，这项宏伟的文化工程和建筑工程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变得命运难卜。嘉靖三十六年（年），紫禁城燃起大火，三大殿成为一片火海。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向两翼蔓延，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危在旦夕。大火照亮了嘉靖皇帝惊骇的面孔，他连下了三道金牌，命人从大火中抢出大典，于是开始了人与火的赛跑，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终于在文楼被大火吞没之前，大典被抢运出来。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五年后，“殊宝爱之”的嘉靖皇帝决定为《永乐大典》复制一个“备份”，于是下令大学士徐阶、高拱等，招募一百零八名抄写员紧急抄写《永乐大典》。全体抄写人员每人每天抄写三页，历时六年，到隆庆元年（公元年），才将《永乐大典》全部抄完，入藏北京皇史宬。明亡后，《永乐大典》“永乐正本”去向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它消失在李自成离开紫禁城时点燃的那场大火中，为那场“革命”殉了葬。[12]所幸嘉靖“备份”一部副本，使我们今天依然可见《永乐大典》的残卷。乾隆三十九年（公元年），正在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校阅，途中遭窃。乾隆皇帝知道后大怒，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将黄寿龄降一级留任，罚俸三年[13]，下令全城搜查，风声鹤唳中，盗书者将书抛在御河边，使这部分《永乐大典》未能佚失。乾隆时代，四库全书馆开馆时，存放在翰林院的“嘉靖副本”还有九千八百多册（仅缺千余册）。只不过这“嘉靖副本”，仅仅在时间中“坚持”了两百年，到晚清，就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无力冲破时间的堵截。咸丰、同治、光绪年代，“嘉靖副本”已被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个人就盗走一百余册。光绪二十年（公元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八百余册。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只剩下六百余册。这硕果仅存的六百余册，又在义和团和清军攻打使馆的战斗中，被付之一炬。国子监祭酒陆润庠从翰林院废墟上捡回六十四册，运回家中，成为《永乐大典》所剩数量最多的一批。那些被盗走的《永乐大典》，从此开始了在世界上漂流的旅程。《庚辛记事》记载，庚子之年（公元年），北京崇文门、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里，“收买此类书物，不知凡几”。革文书坊出售《永乐大典》八巨册，售价仅一吊而已。今天，全世界只剩下《永乐大典》约四百册（八百余卷，均为“嘉靖副本”），分藏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个机构中（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百六十一册，台北故宫博物院六十二册），总量不及全书的百分之四。三在雍正皇帝移居养心殿以前，乾清宫一直是明清帝王的寝宫。明朝十四位皇帝，以及清朝的顺治、康熙皇帝，都曾在这里居住、批阅奏章、接见大臣、举行宫廷盛宴。在乾清宫正殿，收藏着两部重要的书籍——《古今图书集成》。这两部《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为殿本开化纸，带红木匣，共五万零十一册，五百二十函；另一部为石印本，五百三十八函。《古今图书集成》的主编是陈梦雷。陈梦雷也是一个神奇的人，他神奇的地方之一，是他曾两度被流放到东北。康熙十二年（公元年）春，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先后起兵谋反，是为“三藩之乱”。那一年，陈梦雷回福建省亲，被耿精忠强迫加入幕府，他的朋友、同年进士李光地以“父疾”为由得以脱身。陈梦雷于是与李光地密谋，他自己在福州当“卧底”，向朝廷提供耿精忠营垒的情报，由李光地进献给朝廷，同时由陈梦雷主笔，撰写请兵奏稿。但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李光地对此深信不疑。李光地不仅贪天功于己有，单独向朝廷上了奏稿，而且当陈梦雷被诬告“附逆”，李光地竟然装傻，一言不发。愤怒之下，陈梦雷给李光地写了《绝交书》，带着全家，走向他的流放地——东北尚阳堡[14]。在荒寒的尚阳堡，他的父、母、妻先后去世，陈梦雷成了一个无家、无国的人。即使如此，在冰天雪地之间，他的世界仍然不是一片荒寒，依然有一灯如豆，在荒原上孤独地闪亮。那盏灯，就是他的读书灯。就在这流放之地，他依然手不释卷，写下《周易浅述》《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著作。康熙三十七年（年）九月，陈梦雷迎来命运的转机。康熙皇帝巡视奉天，陈梦雷献《神功圣德诗》，康熙皇帝被他的才华所吸引，将他召回京师。第二年，命陈梦雷入内苑，侍奉康熙第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胤祉自幼酷爱学术，精于文学、书法、骑射，任命陈梦雷为胤祉老师，可见康熙对陈梦雷的认可。多年流放，一朝恩宠，让陈梦雷心里萌生了一个宏大的梦想，就是编纂一部超越当下类书的超级类书。他的梦想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鼓励，不仅赐给他住宅，而且亲赴陈梦雷书斋，为他亲笔写下一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陈梦雷因此晚年自号“松鹤老人”。自康熙四十年（公元年）十月起，陈梦雷根据“协一堂”藏书和家藏图书共一万五千余卷，开始分类编辑。“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康熙四十五年（公元年），这部书终于修成，共一万卷，定名：《文献汇编》。这套书还没来得及刊印，康熙大帝就撒手人寰。我们都知道，继承皇位的，是“皇老四”胤禛，年号：雍正。雍正登基后，对自家兄弟开始进行“政治清洗”，他的三哥胤祉尽管一心编书、无心皇位，仍然被发配到遵化马兰峪为康熙守陵，后来又被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直到他病逝于斯。身为胤祉的老师，陈梦雷也被裹挟入这场皇位之争中，他的命运，几乎是明朝《永乐大典》主修者解缙的翻版。雍正元年（年）一月，陈梦雷被流放到更遥远的地方——黑龙江卜魁[15]，这一年，他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陈梦雷走后，《文献汇编》的命运并没有终止，因为它不是陈梦雷一个人的事业，它的上面，承载着康熙，甚至整个王朝的希望。对明清两代统治者而言，一旦铸甲销戈，天下太平，编修一部空前大书的梦想就立刻浮现，因为与建筑比起来，文字更能成为王朝事业的纪念碑，既象征着王朝的鼎盛与辉煌，又能被后人永久瞻仰铭记。尤其对于清朝而言，搜集、编纂中华古籍，更能彰显它的文化正统地位，如康熙皇帝所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雍正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假如说雍正一朝有什么政绩可言，没有因人废掉《文献汇编》或许就是其一。雍正下令由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重新编校已经定稿的《文献汇编》，于雍正四年（公元年）改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终于刊印，只不过刊印时，删掉了至为关键的三个字，就是原编者的名字：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刻印地点，在武英殿。武英殿在紫禁城的前朝，与文华殿东西对称，左文而右武。只不过武英殿一直没有担负与武有关的功能，相反成为清代重要的皇家印书处。武英殿刻书在乾隆年间达到极致，其中以《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最为著名，清中叶到近代（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普及以前），武英殿刻印的正史成为学人治学的主要依据。武英殿印刷的书籍，简称“殿版书”。《古今图书集成》目录四十卷，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约一亿六千万字，一万多幅插图，共一万零四十卷，装成五千零二十册，是现存清宫修最大的类书。该书采撷广博，区分详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克服了以前编排上不科学的地方，如张廷玉所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有些被征引的古籍，原书在今天早已佚失，因为编入《古今图书集成》，我们才能看见它们的真实面貌。《古今图书集成》是此前类书《太平御览》的三十二倍，《册府元龟》的十六倍，在中国图书史上可谓浩瀚之作。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全部用铜活字印成的，印制精美，装潢考究，堪称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而他的编者陈梦雷，此时正在帝国北方的衰草枯杨间苟延残喘，在此后的史料中，很难寻到他的踪影。他或许并不知晓《古今图书集成》已经印成，带着浓郁的书香墨香，被安放在乾清宫的书格里。假若他知道，一定会面对苍天，涕泗横流。直到20世纪80年代，清史学者张玉兴先生才考证清楚：陈梦雷已于乾隆五年（公元年）死于流放地，终年九十二岁。[16]年，中华书局将《古今图书集成》出版，陈梦雷的名字被郑重印在封面上，此时，距陈梦雷去世，已过去了将近两百年。四到了乾隆时代，编纂大书的冲动并未消泯，建造“通天塔图书馆”的工程更加如火如荼。乾隆三十七年（公元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根据张升先生考证，四库全书馆主要有两个办公地点，一处在翰林院，相当于在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位置，主要负责勘阅编辑，另一处在紫禁城武英殿，主要负责缮写校正。[17]乾隆想象中的这部超级大书，志在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因此首先要展开的是全国规模的搜集旧书运动。之所以要搜书，是因为当时没有图书馆，留存于世间的古代书籍，除了宫廷收藏之外，亦有许多存于民间，尤其是私人藏书家手里。把它们统统搜集上来，才能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编成一部宏伟的《四库全书》。差不多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被运到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馆不仅负责编书，而且负责烧书，对于具有反清倾向的图书一律烧毁。乾隆三十九年（公元年）开始，在武英殿前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字纸炉，大量书籍被扔进其中烧毁，在世间永久消失了。章太炎先生在《哀焚书》中统计，武英殿前烧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18]。吴晗先生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19]武英殿里，《四库全书》正被静静地编成；武英殿外，相当于《四库全书》规模的书籍正在消失。这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运动，一方面用一座通天之塔把传统文化高高地托举起来，一方面又为它掘了一个墓穴，把它深深地埋藏，就像一个人，在抢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同时又想把他害死。这看上去十分荒诞，匪夷所思，但这样荒诞的事就在乾隆的时代里发生着，并行不悖。从武英门看武英殿李少白摄武英殿李少白摄《四库全书》注定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是指它的内容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全书”，就是说它是一套很全的书，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图文并茂，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国家工程，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绝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疑在一座历史的丰碑上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对于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士人们，构成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因此，“皖派”学术大师戴震迈向“四库馆”的步伐义无反顾。乾隆十九年（公元年），戴震避仇入京，独居在歙县会馆，生活无着。潦倒之际，与纪晓岚相识，纪晓岚欣赏戴震的文采风华，就把这个“盲流”接到自己家中居住，一起谈书论道。戴震把自己所著《考工记图》给纪晓岚看，纪晓岚钦佩无比，帮助他付梓刊印，还为他写了序。后来四库全书馆成立，纪晓岚向总裁于敏中推荐戴震入馆。在戴震身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奔向“四库馆”。当时的大学者，除戴震外，还有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徐珂写《清稗类钞》，将他们五人称为“五征君”。戴震不再孤独，“四库馆”里，成百上千的编书、抄书者仿佛潮水，迅速湮没了他枯寂的身影。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梦想，其实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尤其在明清之际，文网越织越密，士人的空间，已不似唐宋那样游刃有余。遥远的东北边疆，流放的也不只是陈梦雷一人，如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所写：“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可见文人流放，也是成规模的，让人想起沙皇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同国家里的封建帝王，治理思路竟然完全一样。清代《指严笔记》说：“清初康、雍、乾三朝多文字狱，往往一字句之细，钩距锻炼，辄骈戮数十百人。锒铛入狱，血肉横飞，其残酷为历史以来所未闻。”[20]在这种气氛下，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这些类书，可以使天下士人在皇权的庇护下“安全地”做学问，也给了他们一个将个人的学术生命与华夏整体文脉相联通的机会，也让他们在帝国的事业里，寻找到了个人的快乐。编纂《四库全书》，犹如当年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一样，对于爱书的士人而言，不啻一次精神的狂欢。四库全书馆里，他们屏住声息，目光贪婪地在书叶间流连，安静地编辑、勘阅、分校、抄写、装潢，那份安静，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狂喜。这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直面古代的珍本秘籍，对读书人而言，这样的机遇可以构成致命诱惑，如总纂官纪晓岚诗中所写，“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后来写下《清史列传》的沈叔埏，当年进入四库全书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那些古代秘籍。在担任武英殿分校期间，他抄了很多书，其中不少是《永乐大典》中的书籍，如《老圃集》《都官集》《东堂集》等[21]，他看见了文人们从未看见过的书，一笔一画都来得那样真切，仿佛在记忆里复现了曾经消失的刺目繁华。戴震也抄过不少书，但许多是为别人抄。他自己坦白：“予访求二十余年不可得……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师，与修《四库全书》……吾友屈君鲁亦好是学，愿得《九章》刊之，从予录一本。”[22]这本出自戴震的“手抄本”，是《九章算术》。还有人抄书，是为探讨学问。比如翁方纲每天抄录数条材料与丁杰商榷，是因为他正与丁杰补正朱彝尊的《经义考》。周永年也每天抄书，因为他正与桂馥编纂《四部考》。于是，伴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就是《四库全书》的“副录本”。这些“副录本”源于“手抄本”，然后又被再抄，甚至刊印出版。四库全书馆的生产线上，明面上生产着《四库全书》的正文，暗地里却生产着《四库全书》的“副录本”。《四库全书》编到哪里，“副录本”就跟随到哪里，像双胞胎一样如影随形，不离不弃。当乾隆四十六年（公元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历经十年而编纂、缮写完成，被郑重地安放在紫禁城文渊阁里，大量“副录本”也在皇城外的琉璃厂活跃招摇，待价而沽。乾隆四十二年（公元年）秋天，一个名叫丁杰的文人从琉璃厂五柳居借抄了《尚书全解·多方》，是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版本；《四库全书》中全盘照录了《永乐大典》，当然也收录了《永乐大典》中的《尚书全解》，而这《四库全书》中的《尚书全解》，丁杰又在第二年（公元年）八月里在琉璃厂见到，再一次抄录下来。这让他有机会对《永乐大典》中的《尚书全解》与《四库全书》中的《尚书全解》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并且修正了很多错误。于是，《四库全书》，包括《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只有在宫廷内部才能看到的《永乐大典》，借助这些“副录本”，在宫外广泛传播，被民间文人渴望的目光所看见，又介入了他们的书写，成为新的著述，鸡生蛋，蛋生鸡，往复循环。乾隆、嘉庆年间盛行的以辑佚、辨伪、注释为中心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因此被推上一个辉煌的高峰，这就是著名的“乾嘉学派”。固然，有人批评这种琐碎的、烦琐的、没有目的和没有判断的考据学，业已成为一些人标榜智力和卖弄学问的手段，它使知识与思想剥离开来，使知识失去了思想的滋养而变得贫乏，也使思想失去了知识的支持而变得苍白，但是，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人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用葛兆光先生话说，就是“借用知识表达思想的有意识尝试从来就没有中断过”。[23]他们用自己的学术建树，表达了他们重建常识与规则的理性。因此，胡适先生这样评价戴震：“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24]乾隆四十二年（公元年），戴震在纂修官任上去世，享年只有五十五岁。十多年后，乾隆读到戴震所校《水经注》，心中突然一动，想了解一下这个戴震。身边的官员告诉他，戴震已去世多年。乾隆掩上书卷，半天没有说话。很多年后，纪晓岚翻读戴震遗著，心中想念故友，挥笔写道：“宦海浮沉头欲白，更无人似此公痴”。五乾隆四十一年（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这一年，一座绿色宫殿，在紫禁城由黄色琉璃和朱红门墙组成的吉祥色彩中拔地而起，像一只有着碧绿羽毛的凤凰，栖落在遍地盛开的黄花中。它以冷色为主的油漆彩画显得尤其特立独行，显示出藏书楼静穆深邃的精神品质。它，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看到宁波范氏家族的天一阁受到启发而建成的。它面阔六间，这在紫禁城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紫禁城内的宫殿，开间全为单数。这是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表明它以水压火、保护藏书的意图，而这样的开间数里，也暗含着它与“天一阁”的联系。文渊阁从外面看是两层，里面实为三层。下层中央明间设宝座，是经筵赐茶的地方，《四库全书》主要藏在上下层的中间三间及中层的全层，其余地方放置《四库全书考证》和《古今图书集成》。如今文渊阁《四库全书》已去了台湾，空留那些金丝楠木书柜，在空空楼阁里发着幽暗的光。这些制作精制的书柜，依旧照原样摆放着，如今已成古物。文渊阁李少白摄当年，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永乐大典》（收录在《四库全书》内）、《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全部在文渊阁里贮齐。文渊阁也因此成为清宫最大的藏书处。这座貌似低调的楼阁，承载了一个帝国的光荣与梦想。那些在大火和灾变中消失的纸页，又随新王朝的建立而再生。一个王朝，不仅是在现实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也要通过纸页和文字来建立。这是因为文字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字的载体——纸，虽有脆弱的一面，在火灾、虫蛀乃至战争面前常常不堪一击，但纸从本质上来说又是强悍的，因为纸源于木（树），木的特质，则在于它的生长性。也就是说，纸张与文字可以消泯，但消泯的一切都将附着在纸页上再生，我们的文明，也因此而生生不息。于是，在宋代“四大部书”、明代《永乐大典》之后，清朝又开始了全新的修纂事业，犹如兑现一个古老的诺言。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类超大型书籍的最终完成，则无疑是为王朝的强盛而准备的盛大典礼。乾隆编《四库全书》，历史上毁誉参半。为了编《四库全书》，就要搜集天下古籍，再按照统一体例校勘编订，对于“禁书”，则要统一销毁，自乾隆三十九年（公元年）开始，在武英殿前立起一座字纸炉，不分昼夜地销毁从民间搜来的“禁书”，总量达六七万卷之巨。因此章太炎说，乾隆修了一部《四库全书》，也烧了一部《四库全书》。没烧的古籍，也进行了删削、挖改，使得被编入《四库全书》的古书不复原貌。鲁迅对此痛切地写道：“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甚至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25]但总的来说，《四库全书》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纪念碑品质——博大沉雄，穿透古今。乾隆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因此他无比看重这套书的编修，《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晓岚说他：巨目鸿纲，皆由钦定，每乙夜亲观，厘定鲁鱼，典学之勤，实为自古帝王所未有。[26]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乾隆四十七年（公元年），第一套《四库全书》修成，全套三万六千册，被郑重放入文渊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C.Elliott）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手写本丛书。”[27]这一刻，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一刻。乾隆在文渊阁设宴，犒赏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全体人员。时隔两百多年，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他爽朗的笑声。乾隆皇帝对古代书籍被焚的先例心有余悸，于是又下令为《四库全书》加抄了六个“备份”，心里才算踏实。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年），前后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完，分别藏在七座藏书阁内，其中四座，分别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北四阁”，全部在皇家禁地，另有“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因为它们都在江苏、浙江，因此也被称为“江浙三阁”。乾隆或许已经意识到这种宫廷藏书的缺憾，就是它虽然保存了古籍，却同时将知识固化，把它们像货物一样封存于仓库里，与整个社会相隔离。于是，乾隆将《古今图书集成》作为最高奖赏赠给了宁波范氏天一阁等四家藏书楼，“南三阁”也基本对民间士人开放，允许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誊录”，成为公益性图书馆。于是有无数士子，如朝拜一般走进“南三阁”，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捻动书叶。这些文人士子中，就有金世宗第二十四代后裔完颜麟庆。嘉庆十四年（公元年），他造访文汇阁的时候，满眼的“名花嘉树，掩映修廊”，让他有了一种梦幻般的恍惚感。很多年后，当他在《鸿雪因缘图记》里“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仍“不胜今昔之感”。[28]由于《四库全书》规模过于宏大，翻检不便，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又命令挑选《四库全书》的精华，编定《四库全书荟要》，收书四百六十三种，共两万零八百二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一共抄写两部，一部贮藏在御花园的摛藻堂，另一部贮存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六当然，如同《永乐大典》一样，《四库全书》的未来旅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尤其乾隆皇帝去世以后，虽有嘉庆皇帝苦心维持，但道光、咸丰以后，帝国的气运急转直下，日渐衰微，有太多的灾厄，等待着《四库全书》。咸丰三年（公元年）早春二月，镇江城破，太平军蜂拥而入，一把火把金山烧了。雕梁画栋的镇江，堆金砌玉的镇江，立刻就成了一片起伏的火海。文宗阁里那些美轮美奂的藏书和书盒，也被裹挟在火中，化作一缕缕的青烟。之后太平军挥师北向，剑指扬州，文汇阁在炮火与厮杀中化为乌有。咸丰十年（公元年）李秀成攻入杭州、破江南大营时，文澜阁还安然无恙。第二年，李秀成再破杭州，这一次，文澜阁劫数难逃。《扬州画舫录》里记载的藏书“千箱万帙”的江浙三阁，至此“全军覆没”。“北四阁”中，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十年（公元年）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被毁。联军的士兵们不懂汉字，当然也不懂这些汉字所承载的价值。在他们眼里，它们百无一用。书架被推倒，书册散落一地，乾隆皇帝曾经小心翻动的纸页，被纷至沓来的皮靴反复踩踏着，留下一道道凌乱的鞋印。也有人发现了它的“价值”，把纸页撕扯下来，在寒冷的秋夜里点燃烤火……其余三套《四库全书》中，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占为己有，由伪满洲国政府封存，日本投降后，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后来又藏入甘肃省博物馆；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年藏入京师图书馆，教育部佥事鲁迅参加了接收，历尽颠沛之后，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而原藏紫禁城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则经历了抗战古物南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于年运去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除此，还有一套《四库全书》存在人间。就在杭州文澜阁被李秀成的部队毁坏的第二年，在杭州城西的西溪避祸的丁申、丁丙兄弟，偶逛旧书店，赫然发现了用于包书的纸张竟是钤有皇家玺印的《四库全书》。他们出身书香门第，是八千卷楼（与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的主人，一眼就看出那些包书纸，正是落难的《四库全书》。他们大惊失色，于是在书店里大肆翻找，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上，竟然一律盖有乾隆皇帝的玉玺。在那一瞬间，他们意识到，文澜阁的藏书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决心一页一页地把它们找回来，雇人每天沿街收购散失的书页。半年后，他们共得到阁书八千六百八十九册，占全部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对于失踪的四分之三文澜阁藏本，他们决定进行抄补。这是没有皇帝发动，而全凭民间文人自觉进行的一次抄书行动。最多，他们取得了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他们当然知道那个黑洞有多么巨大——那无疑是在他们的天上戳了一个大窟窿，他们要像女娲一样，炼石补天。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不补，那个黑洞会变得更大，蔓延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长夜。丁氏兄弟于是“节食缩衣，朝蓄夕求”，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一百多人抄写，组织抄书两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使文澜阁之“琳琅巨籍，几复旧观”[29]。光绪八年（公元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这部《四库全书》（即《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博物馆。七文渊阁是紫禁城内最大的一个藏书处，除此，紫禁城内存放书籍的地点多如繁星，紫禁城，实际上就是一座书城。其中有一些私密的藏书空间，比如在昭仁殿，就有一个很小的密室，是乾隆皇帝珍爱的善本书室。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天禄琳琅。乾隆九年（公元年），乾隆皇帝为这间小室题写了“天禄琳琅”匾。“天禄”是指汉代的皇家档案室“天禄阁”，“琳琅”是指宫廷藏书琳琅满目。乾隆说：“皇祖（康熙皇帝）在御时，常寝兴于此，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从此创立了内府善本专门书库，“内藏宋、辽、金、元、明版旧书，难得罕睹”[30]。所谓“善本”，是说内容善，即校勘严格，错字漏字很少的版本，渐渐地，年代久远、传世稀少的“珍本”，在概念上也与“善本”合流。简单地说，善本，就是好的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善本的时间界限划在明末（公元年）之前，但“最好的版本”，无疑是宋版书，因为雕版印刷虽然发轫于隋唐，但到宋代才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宋版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凝结了宋人的审美，体现了宋人的生活状态和美学追求，让宋代的文采风流，在纸页间弥漫流动，尤其北宋刻本，留存到今天的，全世界不到一百本。在当下，拥有宋版书，成为许多藏书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我看来，“善”既是对书的描述，也是对书的定性，因为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最美最好的事物，就是书。书之美，不只寄寓于雠校、刻印、装潢的意义上，更存在于书的本质意义中——书的存在本身就是美的（尤其是好书），因为人类的记忆、情感、知识、思想、信仰，贮存于我们的肉身之内，而肉身只是短暂的存在，有了书，它们才找到了长久的贮存器，让人类的记忆、情感、知识、思想与信仰历久弥新，也让不同的思想情感可以交流激荡。因此，书是人的生命的延伸，是我们人类超越自我极限的最佳方式。因此，才有一代代知识精英投身到书的事业中，纵然粉身碎骨，依然至死无悔。世间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当年李自成一把大火，不知烧掉了多少两黄金，那些美轮美奂的纸叶，变成了一股股的青烟，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再也不可能把它们找回来。所以说，黄金可求，而古书难觅。曾为纪晓岚“阅微草堂”题写匾额的清代学术大师桂馥说，这些善本古籍，“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又说：“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长据，公之而不能长存者。”他眼里的“公之”，就是归朝廷所有，紫禁城，就是天下古书的最佳存放地，那里最安全，也最能使古书得以“长存”，万载永传。其实，紫禁城的“安全”也是相对的，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金石永固、牢不可破的，这座皇家宫殿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也经历着世事的变幻与无常，那一场场把古籍烧净的大火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古书也不例外。纸寿千年绢八百，无论我们怎样不舍，那些书也终有一天会化为尘土，重新融入大地。但无论怎样，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清朝建立，伴随着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搜求古籍运动。所幸，在民间，依旧散存着许多珍贵书籍版本，于是，很多善本秘籍，又渐渐汇聚在紫禁城中。据于敏中、王际华、彭元瑞等人编成的《天禄琳琅书目》（即《书目前编》）记载，“天禄琳琅”藏有宋版七十一部、金版一部、影宋抄本二十部、元版八十五部，明版二百五十二部，总共著录善本书四百二十九部。嘉庆二年（公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太监用火不慎，引燃了乾清宫，火势凶猛，很快吞没了乾清宫和交泰殿，与乾清宫毗连的昭仁殿“天禄琳琅”藏书也全部葬身火海。化为灰烬的古籍中，有许多旷世珍本。比如宋版《两汉书》，就是凤毛麟角的传世名本，董其昌说，宋版书“历来最为人所珍重者有三”，一部是《杜诗》，一部是《六臣注文选》，还有一部就是宋版《两汉书》，这三部书，“鼎足海内者也”。明代王世贞曾用一座花园来换一部宋版《两汉书》，钱谦益也曾花一千二百两金购得此书。但这部珍贵的宋版书，在嘉庆二年的那场大火中，永远消失了。已做太上皇的弘历眼睁睁看着大火夺走了他心爱的名贵古籍，但他不认，他不相信幻灭，他像一个不认输的小孩，决定重建乾清宫，同时恢复往日的特藏。短短一年，乾清宫巨大的轮廓又重新屹立在天宇下。“天禄琳琅”的匾额，又重新悬挂在昭仁殿内。古籍善本，又重新汇聚在昭仁殿中。它们的来路，有征集、采购，也有抄没。七个月后，大学士彭元瑞重新编好《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收藏从宋至明的善本共六百五十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宏富。[31]《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的古籍，溥仪挑选了最珍贵的宋元刻本带到东北伪满洲国，使得国民党逃台时，这部分最好的版本未能带走，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禄琳琅”书目，大多是明代刻本。被溥仪带走的宋元刻本，则在战争中历经流散，现分藏于中国、日本、美国、荷兰、瑞典等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中，甚至同一部书，都分散在不同国家，比如明刻本《学海》，分藏在十一个国家，加在一起还不完整。年，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将故宫重新收藏的两百余部“天禄琳琅”古籍一并拨给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值得庆幸的是，《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藏书籍，如今能够查到下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八除了“天禄琳琅”这样的“特藏室”，紫禁城里还有一些宫中机构的藏书处，比如在内阁大库，藏有大量明清档案；在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等，藏有大量宫廷旧档、文件、书籍、舆图等；医院，藏有大量医书和医档；在慈宁宫花园，藏有大量佛经，包括《大乘妙法莲花经》《楞严经》《无量寿佛经》等；在钦安殿、玄穹宝殿，藏有大量道经。乾隆皇帝居住的养心殿里，正殿悬“中正仁和”匾[32]，后墙的书格上，储有《宛委别藏》等书籍。嘉庆朝官员阮元在巡抚浙江时，苦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种，编成《宛委别藏》，其中包括在中土早已失传的珍本秘籍，如《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难经集注》等。《宛委别藏》中，源于宋刻者三十余种，源于元刻者十余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嘉庆十分看注这部丛编，用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的典故，将其命名为《宛委别藏》。养心殿，其实就是一个由书房组成的迷宫。三希堂以北是长春书屋，“长春居士”，是雍正皇帝给乾隆的赐号，再北，是乾隆的小书房无倦斋。如宋代诗人苏舜钦所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在东暖阁西南角上，原来有一小间格，上悬一横额，写着“明窗”二字。这里是乾隆皇帝冬季读书处，冰冷的冬季里，皇帝会窝在这里，沐浴着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等待春天。每当元旦（即今春节）来临，皇帝都会在这里“明窗开笔”。他面前的案上，屠苏酒的芬芳自金瓯永固杯中漫溢而出，皇帝会亲自点燃玉烛，从熏笔炉上取下毛笔，笔管上镌有“万年青管”或者“万年枝”几字，然后饱蘸朱墨，在朱红描金云龙绢上写下吉语数字，祈祷新的一年政和事理，这是清代皇室迎接春天到来的庄重仪式。春花烂漫时节，乾隆皇帝喜欢在园林中读书，所以紫禁城四大花园，几乎都有他的读书处——御花园有绛雪轩，福建宫有敬胜斋、碧琳馆，乾隆花园有云光楼、倦勤斋……或许，在某一天，年迈的乾隆闲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目光落在《白云樵唱》集上，这正是明代参与编纂《永乐大典》的“闽中十才子”之一王恭在《大典》编成后功成身退，归隐林泉，在福建七岩山上砍柴度日时写的诗集。三百年前的落山风，直吹起乾隆的缕缕白发，他浑浊的目光也随之明亮了几许。于是，明媚的春光里，他读出这样几句诗：草径茅扉带软沙，隔林鸡犬几人家。青山尽日垂帘坐，落尽棕榈一树花。[1]《明太宗实录》，卷二十。[2]孟席斯的数字有误。[3]［英］加尔文·孟席斯：《——中国发现世界》，北京：京华出版社，年版。[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6]单士元：《文渊阁》，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7]单士元：《文渊阁》，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8]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上册，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9]单士元：《文渊阁》，见《单士元集》，第四卷，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10]指蝴蝶装，一种书籍装订方法，始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装订时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1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12]关于李自成烧毁紫禁城的程度，可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宫殿悉皆烧烬，唯武英殿岿然独存。”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张怡《闻续笔》亦说：“诸宫殿俱为贼毁，惟武英独存”。因此无论《永乐大典》正本存于文渊阁还是如学者张升所说的存在古今通集库，都必将葬身火海了。[13]《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三七《谕内阁黄寿龄将书携归情尚可原著从宽罚俸三年》，乾隆四十年二月初七日。[14]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四十里，一作上阳堡。[15]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6]张玉兴：《关于陈梦雷第二次被流放的问题》，原载《清史研究通讯》，年第2期。[17]参见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18]章太炎：《哀焚书》，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卷，第—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19]转引自李建臣：《换一个角度看〈四库全书〉》，原载《文摘报》，年1月21日。[20]《指严笔记三则》，见《清代野史》，第三辑，第页，成都：巴蜀书社，年版。[21]张升：《沈叔埏与〈四库全书〉提要稿》，原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年第2期。[22]〔清〕戴震：《戴震文集》，第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2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第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24]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全集》，第六卷，第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25]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26]〔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27]［美］欧立德：《乾隆帝》，第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28]〔清〕完颜麟庆：《文汇读书》，见《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第页，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版。[29]陈训慈：《丁氏兴复文澜阁记》，转引自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页，长沙：岳麓书社，年版。[30]《国朝宫史续编》，转引自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下册，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31]这六百多部善本中，有三百多部仍藏在故宫博物院，其余三百部，被溥仪赏赐给弟弟溥杰，并由溥杰带出紫禁城，经过战争流离，一部分被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还有一些湮没无闻。[32]王子林先生考证，养心殿“中正仁和”匾原为康熙所书，雍正八年（公元年）取下，雍正重写“中正仁和”匾，并钤“雍正御笔之宝”印。第十章人间草木一春天，宫墙里二月兰开了，整个乾隆花园（宁寿宫花园），都弥漫着兰花的芳香。乾隆花园是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年），乾隆皇帝在改建宁寿宫作为太上皇宫时，在宁寿宫西侧为自己建的一座隐退之所，以便自己在执政满六十年的时刻，带着他的全部光荣退出政坛。这是一座狭长的花园，南北一百六十米长，东西却只有三十七米宽，但设计者将花园划分为四进院落五个景区，叠山理水，古木交柯、楼台画舫、曲园幽径，视觉效果达到“步移景迁”，其立意、构思与布局，有如一幅山水画轴，挂在紫禁城的红墙碧瓦之间。除此，园中尚有奇峰怪石、古松古柏，为庭院添几许幽远的气息，乾隆打算在自己从政六十载之后，在八十五岁上归隐山林，去享受那山间明月、树里清风，只不过他的山林并不远，就在紫禁城的东北角，到他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养心殿，也只有几百米。宁寿宫花园鸟瞰田明洁摄乾隆诗里写：“山亭构为野芳开，春意方舒殿里梅”[1]，他向往的归隐之地，应当充满“山野”之趣。就在这风花雪月中，有二月兰自然长出，让这座精心构筑的皇家花园，陡增了几分野趣。许多人误以为紫禁城里没有花木。实际上，紫禁城不只是天子之城，接收着来自上天的隐秘信息（所谓奉天承运），也是一座花木山水之城，与大自然声息相通。紫禁城内，现存古树就有四百四十八株，其中一级古树名木一百零五株，二级古树名木三百四十三株。[2]紫禁城里最老的树，在武英殿断虹桥前，那里生长着十八棵古槐，号称“紫禁十八槐”。它们的树龄在六百年左右，几乎与朱棣同时代，因此它们是故宫博物院里最古老的古物，如保护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宪章》所强调的，“历史园林是一主要由植物组成的建筑构造，因此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周礼》上说，周代朝廷内种有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以定三公九卿之位，“三槐九棘”从此成为三公九卿的代称。北京城自辽、金、元、明、清各代，都有植槐的历史。断虹桥前那十八棵古槐，是当今北京市区集中分布数量最多的古槐，最粗的一株，树高二十一米，胸径一米六一，冠幅二十三米，是北京市现存最大的古树。在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朱瞻基行乐图》中，有两株交错在一起的柏树，即所谓的“连理树”。《晋中兴书》说：“王者德泽纯合，八方同一，则木连理。连理者，仁木也。或异枝还合，或两树共和。”连理之树，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在今天的御花园，在坤宁门至天一门的甬道上，仍有一组连理桧柏。这组“连理树”，被认为是皇家景观的核心。御花园里，古柏苍然，西北角延晖阁前，柏树甚至成林。乾隆、道光、咸丰等皇帝都曾有诗为证。其中咸丰诗曰：“内苑规模惬素心，延晖阁畔柏森森。萧疏影动当窗竹，层叠苔生倚槛岑。”堆秀山东北角，假山湖石间，也有一株古桧柏，在乾隆时期，就被认为是一株古树。所以乾隆诗曰：“摛藻堂前一株柏，根盘厚地枝挐天。八千春秋仅传说，厥寿少年四百年。”因曾为乾隆遮凉，被乾隆封为“遮荫侯”。除了柏树，御花园还有松树（如钦安殿、堆秀山白皮松）、槐树、楸树等树种。琼苑东门那棵龙爪槐，树高五米，胸径一米零六，冠幅十一米，株龄超过三百年，被称为“北京龙爪槐之最”。紫禁城里同样花木葱茏，像御花园绛雪轩前的太平花、建福宫的红梨花、文华殿前的西府海棠，芳姿各具。更不用说大量的野生草木，像紫花地丁、蒲公英、野菊花、车前草、马齿苋、苦荬菜……“还有很多一时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都会在有风吹过的地方生出来，墙角、砖缝、瓦垄，甚至是城墙上高高的滴水里，都会意想不到地探出花朵来，告诉人春天到了。”[3]在皇帝眼里，草木茂盛、繁花似锦，不只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更代表着国家欣欣向荣、昌隆永久。二有学者说：“相对西方的天堂说，中国文化中的乐园一直在人间。古人修真的洞天福地甚至有地图可寻访。东晋诗人陶渊明说他去过桃花源，那里不只有桃花和水川，还有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生活。仙山再虚无飘缈，终归在人间。诗人、画家各自表述心目中的理想，图画是乐园范本，理论是天堂口诀，纷纷相地而围，动手堆土叠石，凿井引泉，栽花邀月，装置出大家熟悉的园林。”[4]北京也是一座园林之城，尤其西山一带，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金朝就在西山地区建立了八处离宫，名“八大水院”。明代在此营建了多处带有园林的寺庙和私家园林，最著名的是外戚李伟的清华园（清代改建为畅春园，与现存的清华园同名异地）和米万钟的勺园（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但明朝时期由于西北存在蒙古边患，没有在北京西郊修建皇家园林。到清朝，西北方向上的一脉青山，突然弥漫成一片片的山水园林，依仗着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山水形制，分别建成了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三座巨大园林，还在附近建成畅春园和圆明园，“三山五园”的格局，至此成型。《朱瞻基行乐图》卷（局部），明，佚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御花园里的古树祝勇摄清朝帝王对山水园林的热衷，不只是皇帝个人的雅好，而是与这个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性有密切的关系。本书前面讲过，北元分裂以后，鞑靼蒙古、瓦剌蒙古与明朝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到明末，鞑靼蒙古又分裂为漠南、漠北两部。北元的分裂，加速了女真人的崛起。女真领袖努尔哈赤虽然依靠明廷所授予的官职来发展自己的实力，却在暗中称雄，靠“十三副铠甲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了邻近蒙古诸部，并通过与蒙古贵族联姻，逐渐完成了对明朝的包围，最终取代了从前的元朝，入主中原，统一中国。于是，北京这座根据儒家经典建立的方正之城，向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性格再一次靠拢，清代北京城，也被打造为一座山水相融之城，成为这锦绣江山的模型。他们生活的理想世界，一如康熙御制诗里所写：春归鱼出浪，秋敛雁横沙。触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当然，西苑（中南海）、南苑、三山五园，都只是供帝国独享的乐园，百姓不能踏进半步，只能望着西北方向青黛的山影，想象那里的湖光潋滟、山水绵长。中国帝王的花园别墅，成为法国国王倾慕和模仿的对象——路易十四为自己的宠妃蒙特斯班夫人建造了一座“中国宫”，中国的亭台楼阁、深院古塔，也取代了巴洛克风格成为法国国王最倾心的风格。当时的人说，北京是全世界的时尚之都，相比之下，巴黎不过是一个乡下。“三山五园”毕竟道途遥远，因此，紫禁城里，陆陆续续筑成了“四大花园”，分别为：御花园（公元年始建）、慈宁宫花园（公元年始建）、建福宫花园（公元年始建）和宁寿宫花园（公元年始建），刚好明朝两座（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分别始建于永乐时期和嘉靖时期）、清朝两座（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皆始建于乾隆时期）。即使不出紫禁城，依然可以体验到一园清幽、满庭苍郁。其中紫禁城内最大的花园——中轴线上的御花园，面积只是颐和园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圆明园的二百九十分之一。大北京的灵秀壮美，被收束于紫禁城中，收纳在曲桥回廊之间。这些“花园不只是自然的入口，更是精神的皈依处”[5]。三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就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打造了一座皇家园林——御花园，供皇帝后妃们休憩赏花读书。后代虽陆续增修，最初的格局却始终未改。它南北长80米，东西宽米，面积1平方米，在紫禁城里，也只是一处微缩景观。这小小的方寸天地，却一如这紫禁城里的外朝与内廷，严格遵循着中轴对称的原则，虽得自然之趣，却不失端庄稳重——出坤宁门，入御花园，由南向北，天一门、钦安殿、承光门延续着紫禁城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分列两侧，犹如对联，一一对仗——绛雪轩对养性斋，万春亭对千秋亭，浮碧亭对澄瑞亭，摛藻堂对位育斋，堆秀山对延晖阁，但它们都退居在花园边缘的位置，把中间更大的空间，留给了铜炉瑞兽、古木奇石，让这座方寸间的花园，显得疏密有致。慈宁宫花园也是明朝就有，作为太后太妃的游憩、礼佛之所。明朝自永乐帝建紫禁城到明仁宗时期一直没有太后，紫禁城内也就没有太后宫区。明仁宗朱高炽（洪熙皇帝）死后，他的母亲张皇后才以太后名义入住仁寿宫（这座宫殿原来只是皇帝的别宫）。嘉靖时期，紫禁城不仅有了太后，而且有两个太后并立，于是紫禁城里有了两座太后宫，一座是慈宁宫，一座是慈庆宫，在紫禁城内东西相对。今天故宫皇极殿的位置，皇极殿和基座，仍然是嘉靖时代的遗物。《明会典》记：“嘉靖十五年以清宁宫后半地，建慈庆宫；以仁寿宫故址，并撤大善殿建慈宁宫。”同时记下这一事件的，还有《明典汇》《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考》等。嘉靖皇帝的孙子、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八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却有长达三十三年罢工拒绝上朝，假如说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就是他对生母慈圣太后（李太后）的孝养。他亲政后，慈圣太后从乾清宫移居慈宁宫，另一位太后仁圣太后（陈太后）移居慈庆宫。每至节庆，万历都会在乾清宫前安置宝座，然后将两宫皇太后请来参加，他则提前在保和殿后的云台门下拱手恭候，等两宫皇太后分别从景运门和隆宗门进入乾清门广场，万历皇帝便向北跪下，等两宫皇太后走到乾清门前，万历才会站起身，令自己的皇后（王皇后）扶着陈太后、郑贵妃扶着李太后，进入乾清宫升座。万历十三年（公元年），万历皇帝降旨，对慈宁宫进行一次整修。次年，慈宁宫瑞莲盛开。万历皇帝召集群臣前来赋诗礼赞，这是万历一朝为数不多的君臣文会。慈宁宫花园就在慈宁宫的正南，南北长米，东西宽50米，面积平方米，接近御花园的一半，但布局也算疏朗，并无太多假山，为的是太后、太妃们享受游园之乐时，无须跋涉之苦，也算想得周到。未想周到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有太多的佳人年轻守寡，早早“升级”为太后、太妃，像清朝顺治死在二十四岁上，康熙八岁登基，顺治的皇后在二十岁就成了太后，就在这座花园里，度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太后”生涯，直到七十七岁去世。慈宁宫花园也遵循着中轴对称结构，临溪亭、咸若馆、慈荫楼构成它的中轴线，在它两侧，东配房对西配房，含清斋对延寿堂，宝相楼对吉云楼。建筑大都集中在北部，基本上皆是礼佛之所，其中咸若馆是最重要的礼佛建筑。花园南望视野空阔，有矩形池塘，池上横建汉白玉石桥，桥上建有临溪亭，使这方正严谨的空间，透出一丝园林的韵味。[6]四有人问我，中轴对称的紫禁城内，为什么有些建筑是不对称的？比如养心殿在乾清宫庭院的西侧，而东侧与它遥遥相对的建筑，则是斋宫、毓庆宫、奉先殿三个东西并列的院落；再向外围，养心殿以西为慈宁宫区，奉先殿以东为宁寿宫区，但慈宁宫区位置比宁寿宫区靠南，宫殿花园的组成方式也与宁寿宫及其花园不同。这是因为紫禁城在明初奠定最初的格局之后，拆拆改改，不断微调，使得紫禁城几乎成为一个永无停歇的大工地，永无竣工之期。当年，那个从湖北安陆州匆匆赶赴北京登基的嘉靖皇帝，为自己的母亲蒋太后修建了慈宁宫和花园（修建时拆除了原有的太后宫和旁边的大善殿），为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修建了慈庆宫，两座太后宫，原本是东西对称的，犹如天平两端重量相等的砝码。但嘉靖还是有私心的，他给自己亲妈修的慈宁宫，占地面积虽不如慈庆宫（慈宁宫与慈庆宫区东西宽度相近，后者南北长度比前者大一倍），却更加恢宏富丽，而给自己的伯母（慈寿太后）建的慈庆宫，却简陋粗疏。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亲妈福薄，在慈宁宫建好的几个月后就撒手人寰，而伯母张太后，虽不再似当年她丈夫，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在世时那样深受宠遇——弘治皇帝对她挚爱情深，“笃爱宫中”，为了她不设一嫔一妃，宛若一对民间夫妻，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此时的她，倍受冷眼，在慈庆宫里一点点沦为一个穿破衣、睡蒿席的孤寡老人，但还是活到了七十岁寿终正寝。现在的慈宁宫和慈宁宫花园，在清代顺治、康熙、乾隆三朝都有改建[7]。慈庆宫消失了，清朝在它的南部建造了三座宫殿，供皇子居住，称“南三所”。五行中东方属木，皇子住在这里，象征着帝国接班人的茁壮成长，三个前院正殿的绿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在这红墙黄瓦的宫殿中显得特立独行，也暗喻着王朝事业的蓬勃葱茏。等到康熙大帝想要给太后们打造一处尊养之所时，只能将紫禁城东北部（南三所以北）原有的仁寿宫、哕鸾宫、喈凤宫一带，改建为宁寿宫区。慈宁宫花园临溪亭李文儒摄开放前的慈宁宫花园李文儒摄因此，外西路的慈宁宫区与外东路的宁寿宫区，在紫禁城中轴对称格局中出现的位置差，是岁月叠加的结果，有些像今天的北京城，历经世事演变，拆拆建建，虽原有的结构尚在，但许多细部的组织，已经不像原先那样严格有序了。还有一点，就是当乾隆开始打造自己的花园，他更充分地表现出这千古一帝的任性。慈宁宫是为太后建造的——清代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他的母亲孝庄太后成了太皇太后，这里又成太皇太后的居所。康熙登基后，每天都早晚两次到慈宁宫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孝庄病重时，也是康熙亲自调配汤药，一勺一勺地喂她服药。乾隆的生母孝圣太后钮祜禄氏（“甄嬛”的原型），也曾在慈宁宫区生活了四十二年。康熙五十年（公元1年），她在雍和宫生下弘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生育。雍正九年，皇后去世，乾隆即位后，按照雍正遗命，尊封母亲为皇太后。临溪亭一角李少白摄天底下最尊贵的圣母皇太后，世界缩减为一座窄窄的园林，在这深宫的最深处，在青灯古佛间，了断自己的余生，不知是幸，抑或不幸。在慈宁宫花园走过的四十七年，孝圣太后没有一天不在思念自己少女时代生活过的江南。乾隆一生六次南巡，前四次都与母亲有关——他是想陪着母亲离开宫廷里的虚拟山水，回到真实的人间。那个世界，比宫廷里的花园大上千倍、万倍。四次南巡，他都恭敬地侍奉着太后的乘舆，在行宫朝夕问安。孝圣太后在八十六岁上安详去世。嘉庆二年（公元年），八十六岁的乾隆还在嘉庆皇帝的陪同下来到慈宁宫和寿康宫，颤巍巍地向母亲生活过的地方鞠躬行礼。明代的宫廷花园（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纵然折射着自然之趣，格局却严守着儒家观念，中正对称、一丝不苟，体现着“家国同构”的原则性——孝敬老人（太后），不是家庭问题，而是政治态度问题，如晋代李密所说：“圣朝以孝治天下”[8]。修身、齐家，才有资格治国，才有能力平天下。轮到乾隆决定塑造自己的花园，他就不再打算去搭理什么政治，原则性立刻让位给灵活性，空间结构由规范走向自由，中轴对称原则在紫禁城的后两座花园——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即乾隆花园）中被彻底摒弃。用书法来打比方，御花园和慈宁宫花园是端庄秀丽的正楷，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则是行云流水的草书。五建福宫延春阁上，乾隆曾写下一副楹联：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大清年间的风花雪月，像电影一样，在乾隆眼前播放，又被他记录下来，写成一道道楹联，挂在建福宫的楼台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君临天下的皇帝，也要徜徉山水间，去花前煎茶、石上叩曲，做天地间的仁者与智者。建福宫就这样，成了收纳风花雪月、自然万物的容器。这座花园乾隆七年（公元年）始建，将乾隆做皇子时居住过的乾西五所中的四所、五所改建成一座花园，又称西花园，历时十二年建成，占地平方米，殿堂宫室、轩馆楼阁，围绕着中央的延春阁，有“误迷岔道皆胜景”之趣。延春阁是一座明堂式的建筑——所谓“明堂”，其实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制建筑，至少周代就有，古人认为，明堂可上通天象，下统万物，是体现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六朝《木兰诗》写：“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资治通鉴》记载，明堂共三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十二面对应着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和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王莽建立新朝，决定恢复久废的明堂传统，按照顺时针方向在明堂中移动，每个月在特定的房间中，穿特定颜色的服装，吃特定的食物，听特定的音乐，祭祀特定的神明，从事特定的国事，成为一座大钟上一根转动的指针，以谋求他的统治与自然（天命）的统一[9]。延春阁翻版了明堂的建筑形式，却没有王莽的明堂那样神乎其神，对乾隆来说，它只是一座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建筑而已，只不过借用了一点明堂的元素罢了。它屹立在建福宫的中央，四面环绕着其他建筑——东面是静怡轩，西面是凝晖堂，南面是叠石和积翠亭，北面是敬胜斋。“在晴好的日子里，只要开启四面的隔扇门，就可将室内与室外空间一气贯通”[10]，感受四时花开，感受季节轮转。乾隆为敬胜斋写联：看花生意蕊听雨发言泉亦为碧琳馆写过：与物皆春，花木四时呈丽景抗心希古，图书万轴引清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风花雪月，这世间的光景，无须一文钱买，人人皆有一份，只是劳苦大众，生命被耕作稼穑占满，只关心旱晴雨涝，没有闲情逸致去吟花弄月罢了，于是把这份“权利”，留给文人墨客。皇帝享有人间最高权力，因此不只是“水竹云山”之主，这世界的花红柳绿、环肥燕瘦都归他享有，对风花雪月的权力，不需要去争，只是皇帝也是“田力”——这宫殿、这江山，就是他的田，他也要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去耕作，所以才有康熙皇帝早晨四五点就起床，坐以待旦，而乾隆晚年，更是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真有点“半夜鸡叫”的意思。因此，要当“水竹云山主”，要得“风花雪月权”，对于一个皇帝，尤其一个“好皇帝”来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搞大发了，会失掉江山，宋徽宗就是前车之鉴。但皇帝也是人，尤其乾隆，自诩文人，既是文人，哪能对草木春秋无动于衷？王羲之不是说过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11]，俯仰之间，才能探知这天地运行的道理，才能激发人的生命感，所谓谛观有情，乾隆是王羲之的铁粉，当然对这前辈的教诲心领神会。六乾隆自幼在上书房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史料记载，他六岁能背《爱莲说》，十三岁“已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乾隆按照父亲雍正希望的“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雍正亲笔书写的楹联后来一直挂在上书房）严格要求自己，在上书房做三好学生，在朝廷上做明君，虽然保持着个人的雅好，比如在养心殿的三希堂，为自己开辟了一块小小的自留地，百忙之暇，在那里泡一杯茶，赏玩几件晋人书法，但总体来说，过的却都是体制化的日子，或者说是非人的日子。乾隆不敢放纵自己，他知道皇帝放纵的代价，明朝的历史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但像正德皇帝朱厚照那样的玩主，把整个江山当成他的游乐场，那份任性与潇洒，又不能不令人暗生向往。乾隆骨子里还是有些风流的（广义的“风流”），并不像他表现出的那样安分。他不愿意紫禁城这个紧箍咒牢牢地箍住自己。但天下之大，哪里是自己的归处呢？乾隆三十七年（公元年），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二岁，在皇帝岗位上连续奋斗了三十七年，纵然日日勤政，也终归有些“倦勤”了，于是，他下达了一份诏书，大规模改建宁寿宫，“将以是为燕居地”[12]。他决计不超过祖父康熙六十一年的执政期限，等他秉政满六十周年就宣布退休。把皇帝的责任卸掉，自己就可以“归隐山林”，去做一个自由快活的太上皇。有清一代，只有乾隆当过太上皇。他二十五岁登基，八十五岁退位做太上皇，为的是向自己的祖父康熙致敬，不超过康熙六十一年的执政年限，在执政六十年时，把权力禅让给儿子嘉庆。他则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退休的去处，“永作太上皇宫”，自己就像江湖中的侠客，带着一壶酒、一条船、一声笑，归隐林泉。那座太上皇宫，就是宁寿宫。八十多岁的乾隆，依然有梦想，就像他爹雍正，那些顽皮的cosplay（变装）画像（即《雍正行乐图》），就透射出他内心里的不安分——在这些绘画里，雍正一会儿寒江独钓，一会儿树下操琴，甚至把自己打扮成法国国王的模样（详见拙著《故宫的古物之美3》），丝毫看不出他原本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严肃老头。新的宁寿宫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年）改造完成。它以康熙时代宁寿宫为基础，将宫门外移60余米，建红墙一道，中间建一座随墙三间七楼垂花门式牌楼门，称皇极门。门前是一个开阔的小广场，广场南墙是一个五色琉璃九龙壁，由个琉璃块拼成，地饰蓝绿两色山崖海水纹，壁面飞舞着九条巨龙。乾隆改造后的宁寿宫建筑群，犹如一个缩小版的紫禁城，也是中轴对称、前朝后寝格局。皇极门、宁寿门、皇极殿、宁寿宫，规制分别仿紫禁城中路的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宁寿宫的后部又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有养性门、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和已毁的北三所，东路有扮戏楼、畅音阁、阅是楼、寻沿书屋、庆寿堂、景福宫、梵华楼、佛日楼，其中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其建筑宏丽，全称为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西路就是俗称“乾隆花园”的宁寿宫花园，主要有古华轩、遂初堂、符望阁、倦勤斋等建筑，是公认的宫中苑精品。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后区的西路，是一个东西宽度只有37米、南北长余米的狭长空间，占地面积只有平方米，在紫禁城四大花园中倒数第二小（最小的是建福宫花园），却是最具滋味声色的一座。因为在这狭长的空间内，设计师放弃了中规中矩的对称之美，而是把它从南向北分割成四进院落，有点像章回小说，既各自成篇，引人驻足与停顿，又彼此串联，构筑成一个游观的整体，移步换景的方式，总让人想起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不妨把乾隆花园里的四个回目分别起个名字：第一回：名士风流。走过花园的正门衍祺门，迎面不是空庭而是假山，营造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以‘曲径通幽’的手法将游人引入古木参天、山石环抱的院内。院内正中是一座敞轩”[13]，轩名古华轩，是整个区域的统领，轩前东侧，是被称作“园中之园”的抑斋，更值得一说的，倒是庭院西侧的禊赏亭，亭的抱厦内有流杯渠，追慕的是东晋王羲之“曲水流觞”的名士风流。手握一卷《快雪时晴帖》真迹的乾隆，闲坐禊赏亭里，举杯吟诗间，期待的，或许就是与王羲之的相遇。花开紫禁城李少白摄花开紫禁城李少白摄花开紫禁城李少白摄花开紫禁城李少白摄花开紫禁城李少白摄紫禁城的古树李少白摄第二回：寻常人家。第一进院落中，曲径回环、亭轩相衬，“奇峰怪石错落在边亭半廊之间，异花珍卉散布于水榭山馆之畔”[14]，让人对第二进院落充满期许，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第二进院落，却恰恰是一个平常的四合院，甚至比起王府的正房还要素朴直白，这寻常里，埋伏着最大的不寻常。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空间上的起伏变化（让人感到意外），为花园最后的高潮段落预埋伏笔（也是一种“先抑后扬”），更体现了小院主人乾隆内心的一份诉求，那就是回归平凡的世界，做一个寻常的匹夫。第三回：坐看云起，正面萃赏楼和西面延趣楼都是二层高楼，既遮隔红墙，又可凭栏外望，视线刚好可以越过院中假山的顶部，变得豁然开朗。但院子里的绝笔，不是这两座高楼，而是庭中的太湖石山。乾隆爱晋人书法，也爱宋画，爱米友仁《潇湘奇观图》中的那份云光迷离的效果。叠山犹如画画，要用皴法。乾隆懂画，所以要叠石匠人，营造出宋画中的“云头皴”。于是，这庭中的整个假山，都采用横式叠砌的方法，犹如片片云彩，“移石动云根，植石看云起”，让乾隆皇帝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潇洒浪漫。第四回：符望春秋。这是花园的最后一进，几乎是把建福宫花园搬进了乾隆花园，庭院中央的符望阁，完全是仿照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建造的，庭院西南角的云光楼（下层称养和精舍），也是复制建福宫花园里的玉壶冰。云光楼这二层楼阁，从内到外都找不到楼梯，要想上去，需借助庭院假山的山石磴道，这也是乾隆花园空间变化的神来一笔。紫禁城内，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位帝王，唯有乾隆，为这座宫殿打上了最鲜明的个人标记，修建于乾隆时代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是紫禁城内最具乾隆品牌的项目之一，也是六百年的皇宫建筑中灵动活跃的部分。只不过乾隆皇帝虽然好园，却不敢像宋徽宗那样铺张，不敢大规模从南方采石，于是把目光投向京畿附近的房山，以爱惜民力。他通艺术，深谙石乃园林之骨；他亦知历史，深知石乃亡国之物，大明王朝建立之初，就刻意避免对物质的迷恋。同样也是画家的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站在琼华岛，面对艮岳的遗石，写下一篇《广寒殿记》，说：“此宋之艮岳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于兹，元又不戒加侈焉。”[15]让人想起唐代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16]因此乾隆对石头的态度无比纠结——既警惕，又痴情。宁寿宫区景福宫阶前那方挺拔隽秀的巨石——“文峰”石，就是出自房山。他写了一首《文峰诗》，命人刻在“文峰”石上。诗中说：宋家花石昔号纲，殃民耗物鉴贻后。岂如畿内挺秀质，弗动声色待近取。抑仍絜矩于人材，政恐失之目前咎。设因文以寓词锋，姑俟他年试吟手。但乾隆时期，却是紫禁城内奇石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恰在此期间有大量灵璧石、太湖石、英石以及一些生物化石被搜罗入宫。四大花园中的慈宁宫花园、宁寿宫（“文峰”“云窦”“翠鬟”等）、建福宫花园，以及寿安宫、文渊阁、南三所等六处新增假山奇石景观，均与乾隆有关。以乾隆的眼光看宋金元明，他当然是《阿房宫赋》里所说的“后人”，但在他之后，还有“后人”存在。“后人”生生不息，前朝永以为鉴。曾经兴盛过的王朝都已成了过往云烟，唯有帝王们缔造的花园树石依然活着，默默地打量着朝代的兴亡变迁。七紫禁城的花园内有花，花园外也有花，可以说，紫禁城是一个花的王国。宁寿宫花园里的二月兰、绛雪轩前的太平花、文华殿前的西府海棠、建福宫的梨花，都让人感受到宫殿里的时光流转、生命律动。慈禧太后曾是这花国的统帅，这当然是说她年轻时有花容月貌。她自己曾回忆说：“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野史里，曾有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就是以五种花命名的美人，其中四位是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那时咸丰对后宫的满族女子早已心生厌倦，而汉族女子工于诗词、善于弹唱，则让咸丰格外心仪，她们的纤纤细足，更令他神魂颠倒。尽管当年孝庄太后早就制定了规则，不准汉族女子入宫，降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17]，以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但咸丰有自己的对策，他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备宠幸。但年轻的慈禧还是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歌声征服了咸丰的心，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历史学家茅海建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18]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19]慈禧一生爱花，到了老年，对花就更加痴迷。据曾随侍慈禧八年的宫女荣儿回忆，慈禧太后房间里的摆设是一般不换的，只有盆花要因节气而更换。最东头一间静室里，北面条几上靠东北角，摆上一大盆葱葱绿绿的南天竹，像樱桃大小暗红色的天竹豆，帽缨子一样向下垂着，陪衬着南海大士洁白如玉的佛像，正如观音在普陀山上背后有紫竹林一样。静室雕花隔扇门边地上，摆着一棵鲜艳的古红梅，静室里唯一的一盆鲜艳红花，让整个屋子雅而不素。最恰当的是，太后永远是面对门坐着，坐在东北角的椅子上，天竹豆正好披拂在太后头顶旁边，古红梅又恰面对着老太后的眼睛，把老太后的庄严慈祥的性格和南海大士相媲美，衬得非常谐调匀和……最讨老太后喜欢的还是摆在西头卧室里的一盆兰花。在宫里，谁都知道老太后的乳名叫兰儿，可谁也不说，都暗暗地记在心里，避着圣讳。譬如该给兰花浇水啦，我们只提给花浇水，不提兰字。如果偶然说一个兰字，老太后也不怪罪……一盆茂盛的春兰，摆在梳妆台的斜对面靠西墙的架几上，淡青色的瓷套盆，套盆的外面有赭红色的团寿字。兰花时时发出幽香，显得那样高贵清雅。外面廊子底下东西两边摆两盆贴梗海棠，朱红的花，中间配上两盆金黄色的连翘。这两种花并不新奇，可贵的是这种花全都一开春就由根到顶长满了花朵，比起那种只在嫩枝上才开花，老枝在一旁闲着，当然更惹人喜爱了……[20]宫中之所以摆放贴梗海棠，故宫的花卉专家认为，是因为贴梗海棠株形较小，花色艳丽，着花部位由根部到枝顶长满花，与连翘株高、着花部位相同，但花色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两种花都是早春先叶开放，花期相同，摆放在一起互相映衬，颇具观赏价值。[21]紫禁城里最有名的海棠原来在御花园绛雪轩前，“花白色，似桃，四出，香清而甜，或云瑞圣花，产于蜀……花开自夏徂秋”，但在宫中，“花开不过十余日”[22]。关于它的来历，《十朝诗乘》记道，它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年）“平金川时所进”，平金川的胜利，让乾隆给它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太平花。但那株太平花在嘉庆年间就死了，仿佛一个不祥的谶言，让王朝从此没了太平。自道光起，大清王朝就江河日下。历史的病灶，自乾隆时就埋下了，并不是一株树可以承担的。然而，对于讲求祥瑞的当朝者来说，依旧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理暗示。咸丰年间，英法联军火烧“三山五园”，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吐血而亡，畅春园、圆明园中的太平花也都被烧死了。因此，园林的兴灭、花朵的死生里，也透射出王朝的命途。《清宫述闻》里说，在多事的甲午年，圆明园遗址上突然长出一株太平花，花开灿烂，光绪专门前往观看。慈禧太后为求吉祥太平，将圆明园这株太平花分株移植到绛雪轩前[23]。慈禧说：“文宗显皇帝（咸丰）是极喜欢海棠的，和高宗纯皇帝（乾隆）一样，才思敏捷，能诗善赋，常说自己是翰林天子。每当春雨过后，常对红艳的海棠恋恋不舍，现把海棠移来，花繁叶茂，也是我的安慰了。”荣儿回忆：“老太后像是对我们说，也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花来表白心情。多么刚强的人，一个老寡妇也免不了有自身的哀怨。这种情景，只有我们贴身的丫头才有机会可以观察到。”[24]灯火辉煌，而心已憔悴。八除了园林里的庭花、后宫中的盆花，还有许多“假花”，在华堂雅室中绽放。只不过这些“假花”，原料昂贵奢华，主要有和田玉、岫岩玉、翡翠、水晶、碧玺、象牙、珍珠、珊瑚、蜜蜡、玻璃、金银等，远比真花更价值连城。它们工艺复杂，复合了玉石加工、点翠、丝织品编织、贵金属加工、木雕、牙雕、象牙染色等工艺，金玉琳琅，宛若天工。这些手工花木，一部分是手工制作的盆景类装饰器物，有一件画珐琅委角长方盆蜜蜡佛手盆景，枝叶使用点翠技法，雕刻蜜蜡佛手、山石、灵芝，水仙花则是染色象牙雕刻组合；此外，还有宫灯、壁灯、荷花钟等实用器物，有一件硬木嵌玻璃宫灯，为悬挂式，花篮底部有可取下的蜡烛铜托，宫灯主体是在木框嵌玉花篮上安插盆景花枝。花枝的材料有和田玉、染绿色象牙片、各色料器、珊瑚等。还有一件铜镀金珐琅转鸭荷花缸钟，正面装钟盘，周围镶红绿料石，缸面以玻璃镜饰宁静水面，中心有鹭鸶围成圈，缸中布置持桃仙猿。这件荷花缸钟，是清宫造办处工匠用广州制作的掐丝珐琅缸和法国的奏乐机械系统装配而成，灵感来自真实的荷花盆景[25]。镜面似水，鹭鸶游弋，仿佛在表达对逝水年华的流连与追忆。[1]《高宗御制诗三集》。[2]贾慧果：《紫禁城古树名花寻踪》，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9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3]朱传荣：《兰开二月》，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64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4]赵广超：《紫禁城》，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5]赵广超：《紫禁城》，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6]赵广超：《紫禁城》，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7]“慈宁宫，清袭明旧，顺治十年修，康熙二十八年、乾隆十六年重修。”见章乃炜编：《清宫述闻》，下册，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8]〔西晋〕李密：《陈情表》，见《古文观止》，下册，第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9]参见［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10]王时伟、刘畅：《金界楼台思训画?碧城鸾鹤义山诗——如诗如画的乾隆花园》，原载《紫禁城》，年第6期。[11]〔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见《魏晋南北朝文》，第9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12]《养吉斋丛录》，转引自章乃炜编：《清宫述闻》，下册，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13]王时伟、刘畅：《金界楼台思训画?碧城鸾鹤义山诗——如诗如画的乾隆花园》，原载《紫禁城》，年第6期。[14]叶放：《造园札记》，原载《经典》，年第2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15]《明宣宗实录》，卷一○一。[16]〔唐〕杜牧：《阿房宫赋》，见《古文观止》，下册，第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17]〔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第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18]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19]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第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20]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21]贾慧果：《紫禁城古树名花寻踪》，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51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22]章乃炜：《清宫述闻》，下册，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23]关于绛雪轩前太平花的来历，史料记载不同，一说为光绪由东陵移来，参见上书，第页。[24]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第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版。[25]以上描述参见罗涵：《清宫盆景陈设中的微缩自然》，见《宫·帝王的花园——国人的设计美学》，第1册，第—页，北京：故宫出版社，年版。第十一章秘境之秘一紫禁城四大花园中，我独爱宁寿宫花园，我们通常叫它：乾隆花园。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区的西北角，是紫禁城中隐得最深的一座花园。在这座不太大（紫禁城中倒数第二大）的花园中，曲廊山石、崖谷洞壑连起二十多座楼堂馆阁，交接错落，“误迷岔道皆胜景”。假如说御花园属于皇帝和全体宫妃，慈宁宫花园属于那些“退休”的太后、太妃们，那么乾隆花园则完全属于乾隆个人，透露出乾隆内心最幽秘的情感，他想什么、要什么，都通过这高墙内的花园得以体现。就像我小时候写日记，日记的保密工作做得越好，里面的文字越真实；需要上交给老师的日记，则都打肿脸充胖子，清一色的豪言壮语。那一重一重的院落，一幕一幕的风景，都只是乾隆花园的序幕而已，就像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章回小说。但它真正的高潮部分，不在黄金分割处的符望阁，而在它的结尾处、花园的最后一座建筑——倦勤斋。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过乾隆花园，其实乾隆花园不只是故宫的隐秘角落，更是乾隆个人心中的隐秘角落，而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倦勤斋，则是秘境中的秘境。只有走进倦勤斋——这乾隆花园的最幽秘处，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乾隆，尤其是那个藏在“千古一帝”的光辉形象背后的乾隆。倦勤斋是一座面阔九间的居室，纵然屋顶上覆绿琉璃瓦，黄琉璃瓦剪边，廊前檐下绘苏式彩画，显示出某些不同，但乍眼望去，还是平凡而低调，就像晚年的乾隆，假若不着龙袍站在我们面前，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罢了。难怪有那么多的游客路过倦勤斋时，只是向它投去茫漠的目光，甚至连看都没看上一眼，就被导游像赶羊一样赶过去，匆匆奔赴下一个景点了。但乾隆终归是乾隆，他再低调，骨子里也是尊贵的，就像这倦勤斋，体量不大，貌不惊人，走进去，却别有洞天——在这“九间”房屋的内部，分为“东五间”和“西四间”两个区域。“东五间”又分隔成十余个小的空间，分别设有宝座床、书房、寝室、佛堂等，上下两层，拼合成一个凹字形的仙楼。用以区分空间的紫檀木落地罩，使用了竹丝嵌玉技术（使用和田玉两千多块）、双面绣技术（把针脚收纳于图案中，于正反面都看不见针脚）、竹黄贴雕技术（紫檀木壁板上镶嵌有竹黄百鹿和百鸟图案），这低调的奢华，专为乾隆私人订制。倦勤斋退居在花园的最末端，藏而不露，但它的低调，掩不住它的富贵荣华。它静静地打量着花园空间的层层递进，就像乾隆本人，临风站立在自己的晚年时光里，安详地回望自己的一生。二有人问我，倦勤斋为什么要分隔成那么多小的空间？我想这纯属乾隆的个人偏好，同时也很符合人性，因为只有小的空间才会给人安全感，像一个温暖的子宫，或者，一床紧裹着的锦被，给人以温暖、安全。有一次，我陪法国朋友走过太和殿，他问，皇帝在这里睡觉吗？我一笑，反问：你会在这里睡觉吗？太和殿太大，四周太空旷，反衬出人的渺小。在白天，太和殿上的皇帝并不渺小，众臣的朝拜，衬托出帝王的伟大，但白天不懂夜的黑，在夜晚，再伟大的人晚上都要睡觉，而睡觉是一个人的事——最多是两个人的事，不需要闲杂人等参与，因此，当白昼退场、众人退去，巨大的空间只剩下一个或两个人，这空间就不再凸显出一个人的强大，而只能暴露他的弱小。夜色如潮水，漫过紫禁城，这宫殿里的人就成了荒岛上的鲁滨孙，孤立无援。皇帝坐拥天下，但天下太大，几乎大到了无边无际、鞭长莫及。太和殿也大，宫殿的尺度与天下成正比。但作为一个人，需要的恰恰是小的空间，因为只有小的空间，给了他一个边界，让世界围拢在自己的身边，伸手可及，可亲可近，让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大空间永远是冰冷的，那种冷是心理上的冷，与取暖设备无关；只有小空间才是温暖的。大空间是朝廷的、庄严的、仪式性的，小空间却是个人的、私密的、文人化的——我认识的许多作家的书斋名，都在强调它的小，比如一位作家的书斋名叫“七步斋”，说房间只有七步，当然借用了曹植的《七步诗》之名，有以曹植自喻的意思；刘绍棠老师的书斋叫“蝈笼斋”，极言其小，还不乏京味儿；但这都不算小，从斋名看，最小的书斋（居室）应该是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书斋仅能容下膝盖，算是夸张到极致了，从这斋名，我们可以想象倪瓒独自盘坐，“容膝”其中的样子。乾隆少年时生活过的重华宫，明朝时就有，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原本并不算小，却用雕工繁复的紫檀雕花隔扇，将宫室分隔成许多个小的空间；他登基后住的养心殿，同样被分隔成许多小空间，最小的暖阁，就是“三希堂”了。下朝的乾隆，盘腿坐在炕上，在炕桌上展读来自遥远晋代的书法珍宝，看倦了，就靠在锦枕上，沉沉地睡去。在他心里，三希堂永远是暖的，三希堂的原名也印证了这一点，它曾被叫作：“温室”。有意思的是，三希堂东墙有一道小门，通向勤政亲贤殿，勤政亲贤殿后室中有一小室，叫“无倦斋”。但乾隆的生命太长——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所以，他终会“倦”的，因此，后来又有了“倦勤斋”，在乾隆花园的结尾处等着他，“耆期致倦勤，颐养谢喧尘”。倦勤斋虽小，但它的容积并不小——就像乾隆花园一样，“集殊香异色”于一身。在倦勤斋的每一个小隔间，密密麻麻地装满了乾隆喜爱的各种事物，像我这样的观者，很容易患上密集恐惧症。太和殿上的宝座屏风、甪端香炉固然灿烂庄严，但它们是简单叠加式的，犹如一个人说话，通过反反复复的形容词来加强语气，但倦勤斋的神奇是通过变化来实现的，犹如魔术师的宝盒，可以变出鸽子、拐杖、绸带，变出种种意想之外的事物。是的，在那些宏大的意义之外，假若没了意外的惊喜，生命会变得多么单调和无聊。倦勤斋里的各个独立小空间，有许多走廊相连，曲折狭窄的走廊，拉长了我们在倦勤斋内行走的距离，加大了倦勤斋的空间感，而且使倦勤斋产生了“移步换景”的效果。这样起承转合的空间叙事，让脚步有了探秘感，让目光不知疲倦。还是回到倦勤斋吧，它的室内空间，不是一览无余，而是曲曲折折，辗辗转转，像昆曲，或者“春秋笔法”的文章，幽幽咽咽，弯弯绕绕，就是不把话说明白。自明代以来，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的紧张，用于造园的“地皮”日益稀缺，园林开始“内向型发展”，不再追求场面宏大，不再简单粗暴地横向铺展，而是注重内部“挖潜”，追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使空间关系走向立体，起承转合、层叠错落，成为“曲径交叉的花园”。这样流行风，也吹进了皇家花园。在乾隆心中，倦勤斋的室内，像大脑沟回般的回环曲折，恰恰体现了这座建筑独具匠心的魅力。三小小的倦勤斋，真的像一个藏宝盒，藏着乾隆儿童般的想象力、少年般的顽皮和青春时代的激情。乾隆不喜欢一览无余的开敞空间，而是喜欢曲径通幽又豁然开朗的起伏感，喜欢赋予空间某种未知感，让人永远无法预想，在一个空间背后的下一个空间，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佳境。在我看来，倦勤斋里最神奇的部分，不是明殿中被装修成上下两层的仙楼，不是那一个个用紫檀花罩隔开的小隔间，也不是装修中使用的手工绝活（在今天，那些绝活已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竹黄贴雕、竹丝嵌玉、双面绣等，而是这耄耋的主人好似一个少年，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年秋天我们拍摄《上新了·故宫》时，演员蔡少芬一进倦勤斋就张大了吃惊的嘴巴，演过雍正皇后的她想不到乾隆的世界是这样的，皇帝真实的生活空间，与摄影棚里的世界大相径庭。房子里有那么多的小机巧，不像是一个见太多大世面的乾隆大帝，倒是与她女儿的心性不谋而合。我由此可以明白，众多儿女中，乾隆为什么那么喜欢精灵古怪的十公主。乾隆花园的终结处，在倦勤斋；而倦勤斋的终结处，在西四间的墙壁。西壁上的通景画，画的是树石蓝天，让小戏院的空间，延伸向（画中的）高远天际。但那只是虚拟的远方，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终结之地，还藏着一个秘密，就是这层通景画的背后，还暗藏着一扇小门。穿过小门，真的可以“破壁”而入，进入一条暗道，出来时，竟然站在竹香馆里，又重新回到了乾隆花园。乾隆在跟我们开玩笑吗？一个空间的玩笑，或者，关于生命的玩笑。风声中，我俨然听到乾隆的声音。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终结。所谓的终结，其实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这生命与朝代，都无不通向生死兴衰的无尽轮回。四竹香馆以竹为名，透露出乾隆对竹的偏好。其实竹子这一意象，在乾隆花园四进院落的第一进就已经出场，像一个预置的伏笔，等待着下文的呼应。禊赏亭在第一进院落西侧，紧依红墙，亭前抱厦中有流杯渠，用来追慕晋人王羲之兰亭雅集的风神，乾隆坐在那里，就可以呼朋唤友，约他心目中的“谢安”“孙绰”来喝两杯，而一千多年前的那场风雅事，就是在“茂林修竹”的环境下完成的（详见拙著《故宫的古物之美4》）。那些古老的竹，藏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也通过禊赏亭内外装修所用的斑斑竹纹，得以重温。乾隆一生作诗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一人单挑《全唐诗》（《全唐诗》共收两千二百余位唐代诗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但没有一首诗被人记住，可见他不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但假如你对乾隆这么说，那可要得罪乾隆。在乾隆心里，自己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就像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里所写：“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没有这份自信，他也没胆在历代名画上写字，用他柔弱无骨的“面条字”，在前代大师面前瞎嘚瑟。乾隆对竹子的一往情深，是根植于他的血脉的。他的父亲雍正，就对竹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迷恋。他的御制诗中，有不少写到竹子，比如这首《竹子院》：“深院溪流转，回廊竹径通。珊珊鸣碎玉，袅袅弄清风……”我曾讲到过故宫发现的《十二美人图》（详见拙著《故宫的古物之美3》）——十二幅真人大小的美人绢画，画上的美人面目个个不同，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不知道画者是谁，亦不知道为何而画，我通过画上的“圆明主人”印章和屏风上的文字，知道这些画的背后，站着雍正（当时还只能叫胤禛），又发现这十二幅美人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上面都有竹，或者说，竹子是十二幅面目不同的美人画里唯一的共同点。显然，在康熙晚年，当皇位争夺战在众皇子间如火如荼展开之际，没有取胜希望的雍正只好隐居在圆明园，暂时收敛起自己的凶狠冷酷，以竹和美人（几近于屈原所说的香草美人）自喻，表明自己不慕皇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为自己猛灌心灵鸡汤，顺便也可以用这样的“姿势”来蒙蔽竞争对手。因此，乾隆对竹的偏好，是文化熏陶的结果，也是遗传的结果。但，令人意外的是，在乾隆花园里能看到的竹子并不多。竹香馆前假山堆石，苍松翠柏，却不见幽竹。所以蔡少芬会一脸蒙圈地问：“竹香馆，哪有竹啊？”我们都知道，竹子是南方植物，在寒冷的北方几乎无法生长，竹香馆外，也就没有“竹香”可闻。追慕古人、以竹自喻的乾隆也只能面临这样的尴尬。但皇帝一向不喜欢尴尬，更何况乾隆不是一般的皇帝。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对竹子的一往情深。因此，乾隆花园里是必然有竹子的，在这一点上，乾隆早就胸有成竹。只不过那竹子不一定都放在表面上。那些竹子被隐藏在某处，我们什么时候发现它，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走进乾隆的内心世界。五庭院深深，我们始终没有发现竹子。乾隆在和我们玩藏猫猫吗？他把竹子都藏到哪里了呢？翻阅《清高宗御制诗》，发现清高宗乾隆曾站在他的花园里，“面对此情此景”，曾不止一次地“吟诗一首”。这花园里，也曾像王羲之的兰亭一样，竹影婆娑。院落第三进有一座三友轩，取松、竹、梅“岁寒三友”之意，轩外自当是种上松、竹、梅这三种植物的。乾隆三十三年（公元8年）乾隆写下《三友轩》一诗，在注文里证明了这一点：轩中挂曹知白十八公图、元人君子林图、宋元梅花合卷，因以命名，而窗外亦植松、竹、梅三种。[1]乾隆的诗稿，不止一次印证了花园里竹子的存在。他在《延趣楼自警》里写：“竖横峰岭势，飒沓松竹影”[2]；在《玉粹轩》里写：“竹翠常摇籁，墙高因避风”[3]。竹香馆前，他也是写过诗的：“竹本宜园亭，非所云宫禁。不可无此意，数竿植嘉荫。”[4]嘉庆也有《竹香馆》诗，是这样写的：“岁晚花无韵，冬深竹有香”[5]。显然，这些地方，有竹，也有香。只是这些曾经茂盛的竹子，在帝国北方的寒风中摇荡飘零，早已踪迹难寻。故宫博物院近年对乾隆花园展开保护性调查，证明竹香馆的土壤呈碱性，植物不易种植成活，因此目前这一区域并无竹丛存在。[6]但在乾隆的地盘里，竹子断然不会消失。但我们找不到它，这是乾隆花园留下的一个悬念。乾隆花园就像一部悬疑电影，不到终局，绝不揭晓谜底。这谜底，就在倦勤斋。一进倦勤斋，人们的目光立刻就会被“东五间”紫檀花罩上大面积的竹黄贴雕吸引。竹黄，是指毛竹的内皮，因其为黄色，称为“竹黄”。竹黄贴雕，是将竹黄制成的竹片贴在器物表面，再在上面雕刻纹样。倦勤斋“东五间”仙楼楼下的群墙上，贴雕的是“百鹿图”，山石松林间，有百鹿穿梭，悠游嬉戏，各具姿态；楼上的群墙，贴雕的是“百鸟图”，在树丛花间，有群鸟栖落，在空林中发出悠扬婉转的鸣唱。竹黄厚的地方，鹿和鸟毛发的肌理质感都无比细腻逼真，在窗子透射进的光线里，发出润泽的光。庭院里消失的竹子，在“东五间”明殿里，以竹黄的形式存在着。但这并非谜底的全部，因为像乾隆花园这样的“大片”，谜底不是一次性揭晓的，而是“层层剥笋式”的。在“东五间”明殿西侧的落地罩背后，藏着通往西四间的走廊，拐到一个“镜厅”戛然而止。“镜厅”是一个小隔间，共有两面落地镜，一面是真实的落地镜，另一面落地镜同时又是一道暗门。推开这扇门，拐过一道窄窄的走廊，进入一个更大的空间，所有人都会眼前一亮，大吃一惊——在这幽秘的倦勤斋内，竟然暗藏着一个巨大的方型剧场（戏院）。戏院的正前方（正西），是一座攒尖顶的方形小戏台，皇帝的宝座在东面，背东面西，与戏台对望。戏台的北墙和西墙，有通天落地的“通景画”，以西方透视法描绘山树楼阁，利用视觉的错觉延伸了室内的空间，使画上的风景与室内的布置融为一体。头顶上则画满了紫藤花架，透射出宝蓝色的天光，人在这小小的室内，有如置身开放的庭院里。在戏台的两侧，有金黄灿烂的竹篱药栏铺展弥漫。那些竹篱，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延伸到画里，实物的竹与画中的竹无缝衔接。这里不是有竹吗？说乾隆花园没竹的，只因他没有走到乾隆花园最隐秘的角落。这也正是我一直